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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巴爾虎定居呼倫貝爾始末

文章來源:新左旗旅遊局 作者:付璟琇 審核領導:溫玉環 發布時間:2018-01-18 14:43 點擊數: 次 字體:

巴爾虎是蒙古族中曆史最為悠久的一支,早在蒙古各部統一之前,巴爾虎的各種古稱就已屢見經傳了。《隋書》稱之為“拔野固”,《新唐書》和《舊唐書》等,稱為“拔野古”和“拔也古”等。《元史》、《蒙古秘史》和《史集》等,稱之為“八兒渾”、“八兒忽”和“巴爾忽惕”等。巴爾虎在明代及北元時被稱為“巴爾戶”、“巴爾古”、“巴兒勿”、“把兒護”、“巴爾郭”等。清代的各種史料稱之為“巴爾虎”,并相沿至今。巴爾虎在清初的各種漢文史料中,亦曾被稱為“巴兒呼”、“巴爾忽”等。自1734年(雍正十二年)成立“新巴爾虎八旗”以來,“巴爾虎”一詞才作為一個規範性的固定稱呼延續下來。

巴爾虎蒙古族現在主要居住在呼倫貝爾的巴爾虎三旗,即新巴爾虎左旗、新巴爾虎右旗和陳巴爾虎旗。曆史上,巴爾虎作為一個著名的部族名和地名,曾用來泛指兩個地區:一是指貝加爾湖以東的“巴兒古真河”一帶;二是指大興安嶺以西的呼倫貝爾地區。

巴爾虎得名于其先祖巴爾虎代巴特爾。“巴爾虎”的含義為:“居住在富有的江邊平川的人們。”巴爾虎的圖騰崇拜為天鵝,其始祖母為天鵝變成的少女。

巴爾虎的主體在呼倫貝爾,另外在遼甯、吉林、黑龍江、新疆、内蒙古錫林郭勒盟及赤峰市等地均有分布。在俄羅斯及蒙古國境内,也有部分巴爾虎人聚居。巴爾虎的曆史,如果從公元前3世紀古巴爾虎人參加了一個被稱為丁零的部落聯合體(比部落聯盟更低的一種聯合)算起,大約已有2300多年了。

千百年來,巴爾虎人作為原蒙古人的一支,始終以原住居民的身份生活在貝加爾湖一帶及呼倫貝爾地區,其間經曆了無數次國家的興亡、民族的消失,巴爾虎人失散了再聚集在一起,一直走到蒙古民族的大統一,這一點在中外曆史上也是少見和難得的。到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時,巴爾虎在今貝加爾湖東部的“巴兒忽真河”一帶過着半狩獵半畜牧的生活。元代将這裡稱為“八裡灰地面”,即馬可波羅所記的“巴爾忽之原”。當時這裡盛産一種叫“海東青”的獵鷹,回回商人常來這裡販鷹獲利。由于巴爾虎等生活在蒙古草原北部的森林中,草原上的牧民稱他們為“槐因亦爾堅”,意為“林木中百姓”。

從北元至清初,當時的蒙古族被分為東、西兩大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:在東、西蒙古兩大集團内均有巴爾虎人。在各封建主内部相互混戰和實施封建割據的局面下,巴爾虎面臨着自蒙古各部統一(即被編入各千戶)以來的第二次大離散的考驗。北元前期,巴爾虎除在傳統牧地貝加爾湖至呼倫貝爾一帶遊牧外,有時還随從屬的封建領主參與更遠的大遊牧。如從呼倫貝爾至呼和浩特一帶往返遊牧,從内蒙古西部至青海一帶往返遊牧等。這樣的大遊牧最短的一個周期是一年,時間長的往往是幾年,甚至是十幾年的時間。

巴爾虎人随右翼蒙古遷居青海,在青海草原活躍了幾十年,直接參與了當時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。值得一提的事件有:他們的活動溝通了蒙古與西藏中斷二百餘年的直接關系,他們目睹了西藏喇嘛教如潮水一般從這裡湧入蒙古地區。最後,在各種勢力的交叉影響中,右翼蒙古的勢力迅速衰落,巴爾虎人在青海的活動便終止了。關于他們的流向,除少數一部分融入留在青海的蒙古人中外,大部分成為漠北喀爾喀及漠西衛拉特的屬部。少數返回内蒙古的,大多數融入察哈爾蒙古族中。

清初,清在統一黑龍江流域的過程中,努爾哈赤還降服了西至貝加爾湖的蒙古各部。17世紀上半葉,沙俄開始侵入巴爾虎人的故鄉貝加爾湖一帶。這時,巴爾虎的主體已成為喀爾喀蒙古的屬部,在有關史料中被稱為“喀爾喀巴爾虎”,主要含有“巴爾虎居住在喀爾喀”和“巴爾虎從屬于喀爾喀”兩層意思。

據有關史料記載:清初巴爾虎人不是作為一個完整的部落統屬于喀爾喀,而是分屬于喀爾喀各部中,其中大多數隸屬車臣汗部,少數隸屬土謝圖汗部。

巴爾虎部久居喀爾喀,因與喀爾喀統治者不和,曾于清雍正九年(1731年)發生集體越境逃亡俄羅斯的事件。由于中俄兩國已訂有國界條約,這部分巴爾虎人曾被遣送回來,其首領黑力太被清廷處死,其他人仍在喀爾喀的管理之下。兩年以後,從屬喀爾喀車臣汗部貝子揚其布道爾吉旗下的巴爾虎人,在管理章京車楞和都古爾的帶領下,前往額爾德尼召軍營(今蒙古國境内)服役。行前,楊其布道爾吉不但拒不接見車楞和都古爾一行,反而對他們加以辱罵,引起巴爾虎部衆的極大憤恨。在到達軍營以後,由車楞和都古爾出面,以巴爾虎各姓氏的名義,向清廷提出入籍的要求。出于加強邊防的需要,清廷準許其遷入呼倫貝爾境内。雍正十二年(1734年)七月,車楞和都古爾帶領2984名巴爾虎兵丁及家屬遷入呼倫貝爾。清帝于同年9月11日批準管理喀爾喀車臣汗部大臣紮格丹的奏請:按索倫兵制,從2984人中選用2400人為披甲,餘者照料家庭和放養牲畜;2400名披甲分為左右兩翼八旗四十佐,左翼為鑲黃、正白、鑲白、正藍四旗,右翼為正黃、正紅、鑲藍、鑲紅四旗。清廷還同意在左右兩翼中各設總管1員,每旗設副總管1員;每旗設5佐,各佐設佐領1員、骁騎校1員。同時規定,佐領、骁騎校以上職官均須進京引見委任,職官發半俸、披甲月發饷銀1兩。在分旗設佐以後,清廷當時任命車楞為右翼總管,都古爾為左翼總管。車楞等人作為新巴爾虎頭面人物,無論是在策劃帶領巴爾虎部衆脫離喀爾喀的統治而遷入呼倫貝爾,還是在遷入呼倫貝爾以後,帶領所屬部衆在駐守卡倫、前往軍營服役和遊牧生活中,都充分顯示出了極大的智慧和才幹,為維護邊疆的安甯做出了應有的貢獻。

這部分巴爾虎人被稱為“新巴爾虎”,主要的原因是編入“新巴爾虎八旗”的巴爾虎人屬于新“編旗入佐”,同時為了和早兩年遷入呼倫貝爾并被編入“索倫八旗”的陳巴爾虎人相區别.

對當年離開喀爾喀時的情景,在流傳至今的一首巴爾虎民歌《吉仁口》中,曾有生動的描述:

從吉仁口遷徙,

奔向可愛的故鄉;

對别人暗中串通的話語,

不必放在心上。

從吉仁口遷徙,

朝向生身的故鄉;

對暗地裡蠱惑的話語,

不必記在心上。

裝載辎重的遷徙,

奔向阿爾山、雅瑪特;

往車隊後面望去,

忍不往熱淚滾落。

搬遷的車輛,

朝向努赫特、屯都爾;

往車隊後面望去,

收不住滾落的熱淚。

從這首巴爾虎民歌反映出來的情景看,巴爾虎人當年在離開居住多年的喀爾喀境内時,其心态是極其複雜的,因此才“忍不往熱淚滾滾”。除了貝加爾湖以外,呼倫貝爾才是巴爾虎人“生身的故土。”因此他們才義無反顧地開始“裝載辎重的遷徙”,目的是“奔向可愛的故鄉。”

巴爾虎由喀爾喀遷來呼倫貝爾并被編入“新巴爾虎八旗”,以及沿呼倫貝爾與喀爾喀交界處駐防後,巴爾虎人的身份和地位也随之發生了重大變化。因為這時巴爾虎與喀爾喀之間已經沒有過去那樣的從屬關系了,兩者的地位是平等的,均對上向清廷負責。自此之後,原呼倫貝爾與喀爾喀的邊界,變成了巴爾虎與喀爾喀的邊界。

從1732年算起,巴爾虎定居呼倫貝爾已有270周年了。特别是1734年新巴爾虎大規模移入呼倫貝爾後,巴爾虎已成為呼倫貝爾的主要居民。巴爾虎定居呼倫貝爾的曆史,無疑是整個呼倫貝爾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巴爾虎定居呼倫貝爾後,其宗教信仰、姓氏演變、文化教育、人口數量、經濟結構、風俗習慣等也都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期。由于這段曆史離我們最近,因此,也可以将巴爾虎定居呼倫貝爾的曆史,看作是一部濃縮的呼倫貝爾史。